西安事变中的刘鼎

西安事变中的刘鼎

　　 刘鼎在张学良身边做统战工作将近一年，是西安事变代表团的总管家。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重工业部副部长。近日，刘鼎的两个儿子刘文山、刘文石接受了密电电池，回忆了爸爸的传奇经历。

　　 刘鼎本名阚思竣，字尊民，12年生于四川南溪县。10年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工业学校机电专业学习，14年赴德国勤工俭学，刘鼎结识了为追求真理而执意赴德的朱德，并经常一道学习。经孙炳文和朱德介绍，刘鼎在德国正式转为。19年底刘鼎到上海向周恩来报到，周恩来安排他在中央特科工作，担任二科（无记忆电池）副科长。

　　 刘文石告诉密电电池k22次听到“特科三杰”的说法，是2011年陈赓大将的长子陈知非和曾经做过党地下工作的原七机部副部长鲍克明，来到家里与妈妈易辉交谈往事之时，刘文石在场聆听，陈知非带来一组他的彩色绘作品《密电电池》。陈知非说，据父亲陈赓讲，当时情报科的正副科长陈赓、刘鼎和通讯科科长李强就被称为“特科三杰”。

　　 当时，上海滩是个三教九流都混事的地方，人员成分复杂。特科要执行惩办叛徒的任务，手里没有枪，怎么办？办法就是向警察借枪-k22父亲和战友们腰里别着笤帚，夜里在路边黑暗处向巡逻警察发起突击，两人扭住警察胳膊，一人用笤帚顶住其后腰缴下他的枪。告诉他，三天后就在这个地方还枪！被袭警察心知肚明，乖乖配合。特科执行完任务后，租界巡捕查来查去，最后竟把嫌疑落到了警察局内部。

　　 19年3月初，张学良在洛川与李克农会谈中提出，希望派一相当负责、但不是声名显赫的人常驻西安，以便与他和各有关方面进行联系。经向延安报告请示，中央决定派中央特科二科副科长阚尊民，化名刘鼎去。

　　 刘鼎为西安之行做足功课，他花十多天研相关报刊资料，提前了解了东北军当时的处境。

　　 抵达西安的3月20日，刘鼎和张学良k22次见面，交谈中，张学良了解到，刘鼎是与朱德一起在德国留学的同学，又到苏联军校再次深造，并且与苏联远东游击队一起处理过中东路事件，对东北情况了如指掌，对欧洲国际形势和国内抗战走向也颇有见解，张学良对他的评价为：“真是听君一席话，胜十年书。刘先生的见解不同凡响。”

　　 从此以后，刘鼎被张学良聘为随从副官，以“刘秘书”的身份在张公馆住下，实际上刘鼎是派到东北军的k22位正式代表。刘鼎与张学良在洛川长谈期间，东北军军军长王以哲送来一封密电，密电是以、彭德怀名义致张学良的，电文中约张学良在肤施举行会谈，共商抗日救国大计，19年4月9日傍晚，刘鼎随张学良从洛川飞往肤施。

　　 彻夜秘密会谈在只有张学良、周恩来、李克农、刘鼎、王以哲五个人在场的情况下展开，双方商定会谈的内容包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国防和抗日联军等，方面原本估计双方可能会在协商中出现争议，所以准备了多种方案，不料张学良却表示全部同意，具体问题上亦大方主动，出乎领导人的意料。原来，其的功劳在于刘鼎十几天长谈使张学良对红军看法有了根本的转变。

　　 19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兵谏之前张学良除与杨虎城商议外未透露任何消息给任何人，直至部署全部妥当张学良才将决定告诉刘鼎，并要刘鼎立刻给发电，请准备配合。

　　 刘文石告诉密电电池电报的发出却颇费周折。枪声响起后刘鼎正准备给延安发电报告知这一突发的重要消息，但西安全城忽然停电，估计是东北军和西北军为了配合捉蒋行动所采取的拉闸断电措施。幸好爸爸早已备好发电机，这是在周恩来指示下购置的设备，是通过特科通讯专家涂作潮从上海弄来的，就是为了以备急需。但不巧的是专用大功率电池没电了，当时电台都是要用电子管配专用电池才能工作，爸爸立即开着摩托车去电讯商店买。此时已是后半夜，街上一片漆黑，各家店门紧闭，他凭着平时过硬的老关系，终于把电池买回，顺利地向延安报告了西安事变这一重大事件，以便及时做出应对之策。